吉鸿昌为人正直，具有民族气节，敢作敢为。1915年秋，冯玉祥部回驻长安，每日早晨操练前，冯玉祥总要坐在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一天，冯玉祥又这样问士兵，话音刚落，只听吉鸿昌大声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骇然。冯玉祥很是震惊，命令卫兵将他带到前台，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玉祥又问道:“你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怕洋人吗?”吉鸿昌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干么要怕洋人?”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即令释去。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命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迎战张作霖。陷入绝境的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转向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騎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大院开办了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学习三民主义，吉鸿昌在这里结识了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人，开始接受革命道理。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中共的影响下，组成国民联军，于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任第十九师师长，率部出兰州，进长安同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苦战40多天，使被围8个月的长安解围。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东出潼关，数路东征，同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夹击奉军。吉鸿昌率部取洛阳，克巩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河南局势逐步稳定。吉鸿昌十九师被誉为“铁军”，成为西北军的王牌军，而吉鸿昌则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吉鸿昌带兵纪律严明，并尽力为民众赈济、修路、办学校，在家乡大义灭亲，亲自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堂侄。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急剧右转，与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反苏反共，在其所辖区和部队中“清党”、“送客”，将大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因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故番号被撤消，吉鸿昌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1928年秋，任三十师师长，奉命剿匪。1929年夏，率部进入宁夏，任宁夏省主席。蒋介石想拉拢他，用飞机给他空投了“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气愤地撕毁委任状，说:“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他在自己的相片上写道:“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他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还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这年年底到次年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第十一师，吉鸿昌重任师长。

  1930年，吉鸿昌被蒋介石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调往豫南“围剿”红军。吉鸿昌对于进攻红军很是反感，但是军令如山倒，他只得服从命令，与红军作战。他屡吃败仗，这引起他的深思:红军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化装秘密到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进一步倾向革命，靠拢人民。他经常对接近他的人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必须走革命的路，才能赎我的罪。奉命进剿时，就以种种借口托词，按兵不动，或对天开炮，“武装游行”。蒋介石派特务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议，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吉鸿昌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围绕苏区绕圈子，编造假情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师的兵力逼近吉鸿昌部。吉鸿昌决定马上到潢川起事，但因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等的反对而失败。1931年8月，被解除兵权后，出国考察。将要起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遂请缨杀敌，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9月23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离开上海赴外国考察，说:“国难当头，报国有期;蒋贼不灭，革命不息。”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后，即乘船回国，2月2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北上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来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打算收集旧部，倒戈红军，不料原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收买或改编。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三十师一个团奔向苏区，但在中途却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失败。只有吉鸿昌等少数人突围进入苏区。在黄安(今红安)县长冲，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人热情接待。不久，经上海秘密回到天津，组织抗日武装。他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买武器弹药，同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以及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领同盟军主力，分兵三路北上迎击日伪军，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缴获日伪军大批马匹及军用物品。吉鸿昌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晓以民族大义，许多伪军土兵携械来降。吉鸿昌在给总部的电报中表示:“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7日，各路同盟军直捣日伪军在热察的军事重镇一一多伦。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吟诗抒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我即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含身报国。然而，多伦城池坚固，敌人火力猛烈，同盟军进攻受挫，吉鸿昌扯下上衣，一手举刀，一手握枪，跃出战壕，向敌冲杀。全体官兵大刀翻飞，在潜入城中的战士的配合下，内外夹攻，与敌军巷战肉搏了3小时，终于收复了沦陷72天的多伦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点，中外震惊，举国欢腾。至此，同盟军收复察东4县，以阵亡312人的代价击毙日伪军千余人。全国各爱国抗日团体以及蔡廷锴、李烈钧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函贺多伦收复，并踊跃捐款捐物，慰劳抗日军队。

  蒋介石却命何应钦派重兵20万大举进攻察哈尔，围剿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方振武等将领联名致电遣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土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但在政府的高压下，抗日同盟军处境艰难，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9月底，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攻下失败。吉鸿昌、方振武在押往北平的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年初，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秘密去上海。王世英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和吉鸿昌谈话，秘密举行了吉鸿昌的入党仪式。5月，吉鸿昌出面在天津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由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反蒋抗日力量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兼大同盟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同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臂部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速捕。11月14日，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进五十军陆军监狱。中共组织多方营救，其旧部一些官兵也准备在吉鸿昌押往北平途中劫持囚车，吉鸿昌得知后，坚决要求组织停止营救，以免无谓的牺牲。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押往北平。

  在国民党北平分会组织军法会审时，吉鸿昌大义凛然，把法庭变成了抗日宣传的讲堂。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秘密抗日活动?吉鸿昌义正词严地回答:“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当何应钦又问他为何加入共产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劳动群众、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7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的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

  11月24日，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上了刑场。就义前，他在刑场上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了气壮千古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写毕，坐在椅子上，直面刽子手的枪口，举起拳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就义。

抗日何罪?斯人已去，音容宛在。吉鸿昌为民族、为革命不惜身家性命的坚忍精神必与天地同在，值得一代代人学习、崇敬。1945年，中共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烈士。1984年，家乡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事迹陈列馆前为其塑了铜像，供子孙代永远瞻仰和怀念。

          摘自《百年中原革命英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