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王恩九从开封法政学校毕业后，只身北上，投效于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从司书、书记长做到国民军参谋长石敬亭的机要秘书。1926年，直奉军阀大举围攻南口时，他改任冯玉祥的机要秘书。甘肃省主席、冯玉祥部下干将刘郁芬知道他有才干，委任他为省政府总务科长。不久，又调刘郁芬部任国民军甘肃西路军总司令部的粮秣总监，加升少校军衔。后又调任红水县县长。适值马仲英部攻城，政府县队拟乘机响应，在祸不旋踵之际，王恩九沉着应战，不动声色，竟以10余枪支，将300叛变武装计诱缴械，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当地百姓认为他智勇过人，文武兼备，对县政和公益事业都有建树，特立一块德政碑来纪念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王恩九适回豫省亲，面对日本的贪欲和兽行，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1931年11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到达禹县，访问相识的国民党部队第七十六师师长张钫所属的二二八旅旅长范龙章，大力说服范龙章“举高旗，发通电，请缨北上抗日”，范龙章大为感动，在《中州日报》发表了抗日通电。1934年，王恩九在兰州与刘贯一一见如故，成为挚友。刘贯一时任甘肃省机关报西北日报报社编辑，做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后被人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王恩九冒着生命危险多方奔走，在各方的共同努カ下，刘贯一才得以逃出虎口。
      在刘贯一、江致远、林远村、彭桂林等的不断影响下，王恩九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34-1935年间，他在甘肃开始研读社会科学和进步书籍，思想领域豁然开朗，看待事物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他不断撰文发表政治见解，登载在共产党员林远村主持的《西北日报》副刊上。文章立论独特深刻，道他人所不敢道，言他人所不敢言，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1936年，王恩九抛弃了官位荣禄，来到北京，在刘贯一介绍下，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他爱好交游，为人诚挚豪爽，朋友很多，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就利用以前老朋友的关系，联系到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支应麟，加紧对其争取。支应麟将他所看到的“华北缴总”司令长官宋哲元发给刘汝明主席兼师长的最机密电报，完全抄送给我党，后经地下工作者辗转送发给延安党中央，这些极其重要并带有战略性的情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抗战期间，支应麟回到家乡晋南一带，发动地方武装进行抗战。在王恩九和刘贯一等的共同争取下，支应麟将1000多人的游击队慨然交给八路军改编成正规军。
山东高等法院扣押了5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王恩九得知后，则利用其以前老国民党员的关系，劝说已接任韩复榘任第三集团军军长职的孙桐萱将军释放各种人犯。他不畏艰险，只身化装由开封奔赴菏泽找孙桐萓进行劝说。孙桐萓当时处境艰难，加之南京政府蒋佰承监军在侧监视，但是由于他和王恩九有着深厚的情谊，并为王恩九的坚韧勇敢而感动，更为了今后出路考虑，遂以最高军事口令的办法，通知山东高等法院将扣押的500多名共产党分子统统释放。
      1938年秋，王恩九来到河南省革命摇篮竹沟工作。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分子确山县县长许公超率领武装人员1000余人进攻竹沟。他不忍国共分裂，仍本着我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仁至义尽，委曲求全”之统战原则，于12日奉命到确山县进行交涉但在返回途中却被汝南专署保安团和确山县大队等反共地方部队扣押。他向对方晓以大义，宣讲共同抗日，反动分子不予理睬，以卑鄙、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他临死前从容镇定，要来纸笔，为党写了报告，为即将成为孤女寡妇的妻女写了遗嘱，敦敦告诚他们永远跟党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及和肯定了他的英雄事迹。战火纷飞中，烈士长眠于竹沟。1973年，经省委同意，将部分烈士遗骨移葬于郑州烈士陵园。
 
                                                                                                        ---------摘自《百年中原革命英雄录》